从“寡妇村”采访回到福州已经好几个月了。这些日
子以来，我一直试图让自己从那些有着太多痛苦和悲惨的故事里挣脱出来，可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。那些在
30 多年前的一场“兵灾”中受害受难者的面孔，那一张张面孔所描述的各自遭遇在我心中久久地翻腾不已……
“寡妇村”指的是铜钵村，位于福建省东山县康美乡（现已改为康美镇－本站注）。这是一个色调明朗的典型的闽南沿海乡村。它的一大片以
青石块或花岗岩石砌成的房子，间杂新建的一幢幢红砖小楼，全都座落在镶嵌着木麻黄和龙舌兰的海面坡地上。
1950
年 3 月，国民党军队从东山岛渡海去台湾时，从这小小的渔村掳去了
147 名壮丁； 1953
年夏天，国民党军队犯岛骚扰，再次从村里抓走一大批青壮年。从此，百多名的妇女便悲惨地落得独守空房，作了“活寡”。
30
多年过去了。
也许，我们尽可以把这一段并不算短的岁月，踌躇满怀地概括为“弹指一挥间”；也可以不无感叹地自慰道：过去的，就让它过去吧！但在东山，在“寡妇村”，这30
多年岁月，对于那些无时不在企盼着丈夫归来的“寡妇”们说来，却是一段多么漫长而又多么难熬的日子！他们压根没想到从与丈夫离别的那天起，会在揪心的思念中度过30
多个无望的春秋。
黄阿香可算是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了。
这个把夫妻离别的难言隐痛藏在心头已达
36 年之久的人，如今已是一个满头衰发的老妇人了。人们告诉我，30
多年来，每过年夜，她总忘不了用颤抖的手在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，而后便低垂着眼睑，在震颤的内心深处，默祷着未归的丈夫……
“她就在这里，躺了
5 年了。”那一天，她的儿子带我来到她的房间，含泪轻轻说完，就转身出去了。
房间暗得很。我花了几分钟才慢慢适应了那几乎失去生气的光线。一张古式的四脚眠床，凸现着浓墨般漆黑的轮廓。几件简单的家具，犹如海底浮动着的水母的阴影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一眼看见那躺在床上的枯萎了的老女人那张苍白的脸。她的眼皮张开了，浅色的眼珠活动着。
我盯着他，俯身过去向她问候。她没有表示什么。接着，我小心地说：“老人家，你要保重身体啊！我是省里来的记者。我听说了，现在村里已有八成的家庭通过各方面渠道和台湾亲人通了信了……”
“你知道吗？他……他走的那年才
20 …… 25
岁呀！”
我点点头。
“他不会回来了。他一直……没有信来。”她说着，眼睛闭上了，好象失去知觉。
“老人家！老人家！”我几乎叫了起来。
“罪——过——呀！”忽然，她又睁开眼睛，低低地喊了一声，脑袋在枕头上慢慢歪了过去，浅色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稍稍拉开的窗帘缝，好久好久，又慢悠悠地摇着头。
我胆白了，这可怜的老女人生活在一个至今未愈的心灵严重创伤的世界里。这个世界因她特有的爱与恨、亲与仇扭结得难解难分，终于使自身麻木，甚至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。
那天晚上，在村委会一间临时客房里，我又听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故事。
林翠的丈夫，是在解放的那一年，被国民党军队掳去的。贫穷而又卑微的她，拖带着孩子，饱尝了生活的艰辛。那些年里，村里的人都记得：他的简陋的屋里，有一盏夜夜永不熄灭的灯，她就坐在那昏暗的灯光下，不停地编织着渔网，编织着心上渺茫的希望……直到那灵巧的手指，缠上了渔网般稠密的筋络。日子，终于也一年比一年好过了。
后来，儿子成家了，媳妇是百里挑一，又勤劳又贤慧。不久，家里便积攒了一笔钱，一天，儿子、媳妇提出要把老屋翻新，谁知林翠听了，极力反对。
再后来，媳妇生了孩子，儿子又提盖房的事，林翠这才竭力止着泪水说：“孩子，盖吧。妈过去不愿翻盖老屋，是怕……是怕你们爸爸有朝一日从那边回来，都辨认不出自己的家门哪！……
1985
年 3 月
9 日，对于“寡妇村”所有的人说来，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
72
岁的黄克文先生神奇地从台湾高雄返回故里，与苦守35年活寡的妻子林素兰及他的三个儿子团聚了！
这一天，象平常一样，早饭后，林素兰动手收拾一下屋里，便抱着收音机坐到红木椅里，注意收听向台湾广播的闽南话节目。只有在那一刻间，她才重又沉浸在几十年前与丈夫分别的悲痛回忆里。
9
点半光景，三个儿子陪同村干部忽然出现在她身旁。
村干部满脸喜气，一开口就说：“恭喜恭喜，素兰呀，
黄先生回来了！”
林素兰愣了一下，
30 多年了，她一直盼望着有人这样对她说，结果只是长期重复听到人们对她讲一些相同的安慰话语。
“阿妈，阿爸真的回来了！”
“菩萨！”林素兰喊了一声，心想：这是怎么的，三个儿子也来合伙欺骗她？
“黄先生真的回来了，他就在外面等着哪！”村干部连忙补充道。
林素兰手一松开，收音机立即“啪”地一声掉到地上。没有人去捡。林素兰想站起来，但无论如何也办不到。儿子慌忙动手把她扶起来。这一刻，林素兰终于明白过来了。
“好，我自己走。”
她直起身子，甩开儿子们的手，向门外走去。
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子，在几个干部的陪同下，向前跨出两步，便站住了。
林素兰眼睛定定地望着他：那人头发边沿一片雪白，脸上有一种不属于渔村生活的红晕。尽管皱纹横陈，她还是认出了这张她常常在梦里重逢的面孔。
“素兰呀，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忽然，那人发出一声嚎叫，当着众人的面向她跪了下来。那声音是那样揪裂人心！
林素兰又怔了一下……忽然，她发了疯似的扑过去，在离丈夫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，也“扑”一声跪了下来，放声恸哭起来。
夫妻俩摇着头抱成一团了。他们尽情地哭着，那两双都已十分单瘦的肩膀，猛烈地颤抖着。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。
黄克文先生是1950
年被国民党军队抓走的，当时最大的儿子已 10
岁。而今归来，家中已是四世同堂，全家竟有18 口之多。现在，他正和他的妻子十分幸福地在家安度晚年。
这是有幸的一对。这些年，通过各种途径设法从台湾回来探亲的，还有另外四人。由于台湾方面的原因，他们不能定居下来，只能同几十年音信隔绝的妻子见一面；有的则在家留宿一夜，与妻子儿女们共诉衷肠，直到天明……
“我没想到他会回来的，真的。”
56 岁的蔡小梅，毫不犹豫地向我披露了那一年她和偷偷回来的丈夫共度春夜的情景。“但他回来了。我是
16 岁就嫁给他的，
17 岁生了个女儿。那一年，他是被强行抓走的，五花大绑着；后来我以为他一定死了。当看见他摸黑窜进门来，我吓得一下昏了过去。”
“醒来时，我发现已躺在他的怀里。他变了，一脸胡茬。我也死死抱住他，生怕他再走掉。可是，他哭着告诉我，他还得回台湾去，要不，要连累好多人。我只有哗哗地流着泪，一边听，一边摇头……
“他说：‘我这次从那边冒险回来，带来两只金戒指，一只给你戴，一只呢，留着女儿将来结婚用。’我说：‘不用了，政府没有歧视我，一有困难就来救济，我身体还好，生活不成问题。你留在身边，说不定还有急用呢……
“我说着说着，发现天快亮了，便抓住他的手，问：‘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’他急了，说：‘我怎么不爱你？’
我说：‘那好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当着我的面发誓：我一定要设法回家，如有食言，就……’我说不出雷打火烧的字眼，他却偏偏急了心眼，问我：‘就怎样？就怎样？’我实在说不出口了，忽然发了疯，在他肩上狠狠咬了一圈齿痕来……
“就这样，他又去了。可是……他到底没有再回来过。后来，在台胞接待站，我打听到他在台湾又结婚了，不知怎么，那一回我没有哭，这使那个告诉我这些消息的台湾商人十分吃惊。不过那是真的，我反倒高兴起来。我想：好了，现在有人照顾他了，我放心了……”
蔡小梅讲到这里，脸上竟流露出一种毫不掩饰、毫不做作的欣然的神情。我不由得猜想：这是不是因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难心理而造成呢？
离开“寡妇村”的前夜，那位常来陪伴我的诗友，邀我去海滩散步，我就跟他去了。
正是晚潮满涨时刻，四周湿雾蒙蒙。我一边跟着诗友走着，一边听他继续向我介绍情况。
“……说起来真是人间悲剧，现在这百多名‘寡妇’，除一些人过去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改嫁了，其余的，最少是
90 ％以上的吧，至今还在泪水中等待丈夫归来呢！”
海的凉气使我不由得打个寒噤。忽然，我发现就在前面不远的海滩上，闪着一小片一小片明亮的火焰，尽管只是稍纵即逝地飞飘向茫茫大海，但却分明照见了一个跪着的女人的身影。
“看！那是什么？”
我惊讶得失声叫了起来。诗友也抬头朝前面看去，但却久久没有回答。
我们都站住了。
远处，透过一闪一闪的火光，那人影又象女巫似地一动不动蹲在那里。
“哦，这叫海焚。”诗友看了好一阵子，这才低声告诉我：“闽南沿海都有这种古朴的祈求方式：亲人出外未归，女人便在夜间来到海滩上，一面烧纸钱，一面向妈祖娘娘叩求心愿……”
随着话声，那火光已变成暗红的火星，在雾气中模糊不清了。那恍若梦幻般的人影，顷刻间也消融殆尽，只听得一阵轻微的、低缓的脚步声在远处响着。
我们默不作声地从原路折了回来。一路上不息的潮声犹如在我心头鼓荡，啊，“寡妇村”的“寡妇”们，请接受我心酸而又真诚的祝福吧，祝福你们健康长寿！祝福你们尽快迎来夫妻团圆、合家欢乐的日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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